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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大企业与生态环境：不同条件，不同结局

　　一、开采资源

　　所有的现代社会都依赖于开采自然资源，其中包括不可再生的资源（如石油与金属）和可再生的资源（如森林与鱼类）。我们的能源大都来自石油、天然气和煤。几乎所有的工具、容器、机械、车辆等交通运输工具和建筑物都是世界杯决赛以金属、木材、石化塑料等合成材料制成的。书写和印刷用的纸张取材于树木。人类主要的野生食物是鱼等水产品。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的经济都严重依赖于开采业。以我多次做过田野调查的三个国家为例，印度尼西亚的首要经济支柱是伐木业，其次为矿产业；所罗门群岛是伐木业和渔业；而巴布亚新几内亚最重要的是石油开采业，其次为天然气，之后才是矿产业（其比重在不断增加）。由此可见，现代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不遗余力，惟一的问题只是在于开采的地点、数量和方式。

　　这种资源开采项目通常需要先期投入大笔资金，大都只有大企业才有这般实力。因此环保人士与大企业之间的争论犹如家常便饭，常常闹得水火不相容。环保人士指责企业破坏环境，危害生命，总是把公司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事实上，这类事情的确常常发生。反之，大企业指责环保人士对商业现实不闻不问，无视当地居民和应届政府对就业机会和繁荣发展的渴求，把鸟类的福利看得比人类还重，而且闭口不提企业在保护环境方面做出的努力。是的，这些控诉有时确实存在。

　　在本章，我将证明大企业、环保人士和社会三方面的利益有时非常一致，犹如一个整体。虽然从许多例子看来，企业与社会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如果企业赚钱的话（至少是短期内），整个社会可能会受到伤害。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一家企业的行为只是一个团体（即这家企业）内部分人士的理性行为，社会却必须为这个错误的决策付出惨痛的代价，就像上一章讨论的那样。本章将根据我的第一手经验，以四种开采业为例，探讨不同公司都采取自认为有利可图的做法，但为何有的对环境造成了伤害，有的却没有。我的动机很实际，希望能够改变那些正在破坏环境的企业，并指出哪些改变最有成效。下文将探讨的四种开采业为石油业、矿产业（包括金属矿和煤矿的开采）、伐木业以及渔业。

　　二、两个油田的故事

　　根据我在新几内亚和石油业的经验，有的油田会破坏生态环境，有的却有助于环境。这些经验对我帮助很大。因为过去我总认为，石油业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极大。就像大多数的人那样，我对石油业深恶痛绝，如果有人胆敢对这个产业给予正面的报导，或是提及它们对社会的贡献，我总是持怀疑的态度。然而，我在新几内亚的所见所闻迫使我去思考哪些因素能够鼓励更多的公司成为正面的典范。

　　我第一次参观油田是在新几内亚海岸附近的萨拉瓦提岛，当时并非冲着石油去的，而是为研究新几内亚地区的鸟类，刚好碰上萨拉瓦提岛很多地方都租给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1986年，我被准许前往萨拉瓦提岛做研究，同时受邀参观国家石油公司。该公司副总裁和公关部主任热情接待了我，并提供一辆汽车供我在油田使用。

　　虽然受到如此礼遇，很抱歉我还是得如实报告见到的情况。我大老远就看到油田方向有熊熊烈焰从高塔喷薄而出，这是由于石油开采的副产品天然气不能得到利用（缺乏液化和运输的设备），所以只好烧掉。石油公司在萨拉瓦提森林清理出一条100码宽的道路以便通车，然而生活在新几内亚雨林的多种哺乳动物、鸟类、青蛙和爬虫类很难跨越这条道路，地面上还油渍斑斑。在那里，我只看到3种大型果鸽；而根据记录，萨拉瓦提岛有14种果鸽，体形大、肉多味美，因此成为新几内亚地区猎人的首要目标。印尼国家石油公司的员工告诉我两个果鸽孵育的地方，又说他常去那里打猎。我猜想油田附近的果鸽应该几近灭绝。

　　我第二次参观的油田是库图布油田，由大型跨国石油公司雪佛龙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子公司经营，该油田位于奇考瑞河流域。（下文简称这家公司为“雪佛龙”，实际运营商是雪佛龙巴布亚新几内亚公司，它是雪佛龙的全资子公司。库图布油田由六家石油公司合资经营，其中包括雪佛龙巴布亚新几内亚公司。母公司雪佛龙在2001年兼并了德士古，变成雪佛龙德士古。2003年，雪佛龙德士古把自己的那份股权卖给石油勘探公司。）奇考瑞河流域的环境相当脆弱，泥石流频发，加上大面积的喀斯特地形，而且降雨量堪称世界之最（平均年降雨量为430英寸，日降雨量高达14英寸），因此石油开采工作非常困难。1993年，雪佛龙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在整个流域进行一项大规模的保护与发展的整合项目。世界自然基金会在环保团体眼中是值得信赖的伙伴，因此雪佛龙期望能有效降低环境破坏，并且游说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开展环境保护活动，在经济上帮助当地社区，此外还能吸引世界银行的基金用以帮助当地社区的环保项目。1998年到2003年我作为世界自然基金会的顾问，曾四度造访库图布油田和奇考瑞河流域，每次都待了一个月。我可以开着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汽车自由参观，也能对雪佛龙的员工进行私下采访。

　　我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首都莫尔兹比港起飞，前往库图布油田所在的莫洛机场。快抵达时，我从飞机窗口望出去，以为会看到一座座高耸入云的油井。然而让我迷惑不解的是映入眼帘的依然是一望无际的雨林。最后，我才在雨林中看到一条10码宽的小路，两旁绿荫苍翠，简直是赏鸟人的福地。在雨林研究鸟类，遇见的主要困难通常是很难发现藏匿于密林中的小鸟，而最好的地点则是站在小径，从侧面观察鸟类。这条小径全长100英里，始于油田最高的摩仁山（海拔约6000英尺）向海岸延伸。次日，当我踏上那条细如铅笔的小径，我看到鸟飞来飞去，还有哺乳动物、蜥蜴、蛇和青蛙来回跳跃、奔跑、爬行。原来这条小径的宽度经过特别设计，刚好容得下两辆车安全地双向来回。油田以前没有道路通往地震勘探台和油井，只能依靠直升飞机或是步行。

　　在飞机缓缓降落于莫洛机场，以及后来坐飞机要离开时，我发现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我在入境巴布亚新几内亚时，行李已通过海关安检，但是在莫洛机场进出时还得打开所有的行李接受进一步检查，这比我到过的许多地方都要严格，几乎能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机场相比。这些安检人员是在检查什么呢？条文规定乘客严禁携带枪支等武器、狩猎用具、毒品和酒类入关；同时严禁走私动植物和羽毛等。违反规定的人，会被立即驱逐出境。有个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秘书无意中帮别人托运一袋东西（被发现内装毒品），结果招致麻烦上身。

　　次日早晨，另一个惊奇接踵而至。天尚未亮，我散步去小径赏鸟，数小时后回到营地。营地的安全代表把我请到办公室，告诉我，有人举报我违反了雪佛龙公司的两项规定。第一，有人发现我站在小径观察鸟类，这可能会导致车祸，或是车子为躲避我可能撞上路边的油管，造成漏油事件。因此从即日起，我赏鸟的时候必须离开小径。第二，有人发现我在赏鸟时没有戴安全帽。这整个地区都是高危地带，树木可能会倒下，所以我出门赏鸟时必须戴上安全帽。

　　雪佛龙对安全和环保的重视程度由此可窥一斑。在这些问题上，公司还是在不断培训和教育员工。这个地方我前后来过四次，从没看到过任何漏油事件，也读过布告栏上每月的事故和可能事故的报告。出于兴趣，我记录了2003年3月所发生的全部14起事故。当月最严重的“可能事故”包括一辆卡车朝停车标志倒车、另一辆卡车紧急刹车不当、一袋化学物品没有附上正确的文件，以及一个压缩针阀漏气。

　　我在赏鸟途中，遇到了最后一个惊奇事件。新几内亚有很多种鸟类和哺乳动物，有的因为体型大、肉多或羽毛艳丽而被人猎杀，有的则从起了变化的二级栖息地消失，隐退到完全不受人类干扰的森林。所以，从这些鸟类和哺乳动物的身影和数量中我们能看出人类对它们的干扰程度。它们中有树袋鼠（新几内亚最大的本地哺乳动物）、食火鸡、犀鸟、大鸽子（新几内亚最大的鸟类）、天堂鸟，以及派斯奎特氏鹦鹉等各种彩羽缤纷的鹦鹉，此外还有森林深处的几百种鸟类。我在库图布地区进行鸟类调查，最早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计算在雪佛龙油田、设备和输油管地区活动的各种鸟类的数量与油田外鸟类数量的差异。

　　结果我发现，除了少数人迹罕至的偏远山区外，油田区内鸟类的数量远多于新几内亚任何一个地方。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野外地区，40年来我只在雪佛龙营地方圆几公里处看到过树袋鼠出没。如果这些树袋鼠在其他地区现身，必成为猎人捕杀的第一个目标，少数逃过一劫的树袋鼠已经学会只在夜间活动。然而在库图布地区，它们白天也敢出来。此外，派斯奎特氏鹦鹉、新几内亚角雕、天堂鸟、犀鸟和大鸽子等，也是油田营地一带的常客。我还看到过派斯奎特氏鹦鹉停在营地的通讯塔上。由于雪佛龙公司严禁员工和承包商在项目区内进行渔猎活动，森林才得以保全，鸟类和动物才能在这里性情温驯地自由成长。事实上，库图布油田区也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防护工作做得最好的国家公园。

　　三、石油公司的动机

　　数月来，我一直在深思库图布油田为何拥有这样的生态环境？说起来雪佛龙既不是非营利的环境保护机构，也不是国家公园管理处，而是一家由股东持有、以营利为目的的石油公司。如果雪佛龙将钱花在环保方面，那么公司盈余势必减少，股东可能会控告公司，实际上他们的确可以这么做。因此，雪佛龙只有确保他们的环保政策最终能为公司赚取更多的钱，才会去推行环保政策。那么这一政策到底如何为公司带来利益呢？

　　雪佛龙公司的出版物把关心环境看作是一个激励因素。毫无疑问，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在过去的6年里，我不但采访了雪佛龙公司几十个员工（有基层员工，也有高层员工），还采访了其他石油公司的员工，以及非石油业人士，我发现采取这些环保政策的背后，除了上述提到的激励因素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因素之一是这么做可以避免损失惨重的环境灾难。雪佛龙的一个安全代表碰巧也是鸟类爱好者，我问他促使雪佛龙采取这种环保政策的原因何在。他的答案相当简短：“埃克森?瓦尔迪兹、帕玻尔?阿尔法和博帕尔。”事实上，他指的是三大工业灾难：1989年，埃克森石油公司的油轮瓦尔迪兹号在阿拉斯加外海触礁，造成大量石油外漏；1988年英国北海的帕玻尔?阿尔法石油平台发生爆炸，造成167人死亡（参见图33）；1984年，设在印度博帕尔的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化工厂发生毒气泄漏，导致4000人罹难、20万人受伤（参见图34）。这三个事件是近年来最严重、最广为人知、肇事企业付出最惨痛代价的工业灾难。每家公司的损失都高达几十亿美元，博帕尔灾难更是让联合碳化物公司无法经营下去。还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69年，洛杉矶附近圣塔芭芭拉海峡的联合石油平台A发生了爆炸和漏油事件，该事件已为石油业的工业安全敲响了警钟。雪佛龙等大型跨国石油公司意识到，每年只要多花个几百万或几千万美元，从长远来看，可将重大灾难事件的发生几率降到最低。这类重大事故动辄便是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也可能让整个项目终止，使得投资血本无归。一位雪佛龙的主管告诉我，他知道清洁环境政策的经济价值。他曾负责清理德州一个油田的油坑，即使是小油坑，平均清理费用也高达十万美元。也就是说，污染后的清理费用要比事先的预防费用来得大。就像医生发现治疗疾病的费用总是很高，如果事先在公共卫生方面做好疾病防治工作，就用不了多少钱。

　　石油公司认为要勘探油田和开展油田地面建设，初期就得投入庞大的资金，在未来20年到50年内取得收益。此外，单靠环境和安全政策将大规模漏油事件的发生几率降低到平均每十年才发生一次，这样还不够，因为在其后的20年到50年间，可能还会发生两次到五次的大规模漏油事件。因此，石油公司应该更加谨慎严格。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在伦敦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的工作是预测未来30年世界可能会发生哪些变动。他解释道，一个油田的经营时间通常长达几十年，如果要做到投资精准，必须了解接下来几十年世界发展的大方向。

　　公众对不良事件的反应也是石油公司考虑的因素之一。漏油事件要比有毒物质泄流（见下文）更加引人注目，通常突然发生（如油管、钻油平台或油轮破裂或爆炸）。漏油事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很明显，比如被油渍染黑的鸟尸出现在电视或报纸上，致使大众纷纷怒斥石油公司造成的这些环境破坏。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开采石油，要特别考虑当地居民的感受，必须把对环境的伤害降到最低。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一个中央控制相对薄弱的民主政体，军队和警力不强，地方势力很大。在库图布油田，当地地主的生计仰仗于农田、森林和河流。因此，一旦发生漏油事件，当地居民的生活势必受到影响。这个问题远比海鸟被油渍染黑更为严重。正如雪佛龙的员工所言：“我们知道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任何一个自然资源的开发计划，要是没有得到当地地主和村民的支持，最后肯定失败。如果他们发现环境遭到破坏，土地和食物的来源受到影响，一定会从中阻挠我们的计划，最后不得不停止。布根维尔开采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详见下文）。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中央政府根本无法阻止当地地主的行为，因此，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将环境伤害减少到最低，努力维持与当地居民良好的关系。”另一个雪佛龙的员工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我们一开始就清楚，库图布油田开发计划能否成功，取决于我们能否与当地居民合作，使他们相信我们的驻留能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好处。”

　　此外，新几内亚人也紧紧关注着当地雪佛龙的经营状况。因为他们知道，只要对这种财大气粗的石油公司施加压力，就能拿到钱。他们会计算石油公司在修筑道路时砍倒了多少棵树，然后要求赔偿，如果是天堂鸟栖息的树，还要加价。有人告诉我，新几内亚的地主们得知雪佛龙准备修路通到油田，于是赶紧在预定路线上种植咖啡树，等到动工时可要求赔偿所有咖啡树。这解释了为何石油公司开林辟地后的道路会这么窄，或者工作人员尽可能以直升飞机作为交通工具前往钻油地点。对石油公司来说，更大的风险在于当地地主无法忍受环境遭到破坏，最后整个开采计划不得不中止。还有人指出，开采布根维尔铜矿本来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投资发展项目，由于当地地主对环境破坏非常生气，使得1989年矿场被迫关闭。其后政府军队和警力介入，从而引发内战，但因为政府力量薄弱，终究无可奈何。布根维尔矿场的命运告诫我们，如果库图布油田的环境也遭到破坏，那么雪佛龙也会落入同样的下场。

　　雪佛龙的另一个教训是阿盖罗油田项目。1981年，雪佛龙在加利福尼亚外海发现石油，估计这可能是自阿拉斯加普拉德霍湾油田发现以来，美国最大的油田。由于大众不信任石油公司，当地居民又极力反对，再加上法令繁琐使时间一拖再拖，以至于十年后才生产出一桶油，雪佛龙不得不大幅削减投资金额。库图布油田给了雪佛龙一个争取大众信任的大好机会，证明没有繁琐法令的束缚，他们也会极度爱护环境。

　　库图布油田开发项目表明公司已经预见到政府的环境保护标准越来越严格，这一点至关重要。目前，整个世界的趋势是各国政府的环保要求越来越高（除明显的例外事件以外）。即使是发展中国家，有人可能认为他们不会关注环境问题，然而事实是他们对环境的要求正在慢慢提升。一位在巴林工作的雪佛龙员工告诉我，最近他们在近海处又开凿了一座油井，结果巴林政府头一次要求雪佛龙提供一个详尽的环境保护方案，用以监测钻油过程对环境的影响，以及评估钻油后的冲击，尽量不对儒艮［1］〖〗［1］大型海生哺乳动物，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与印度洋海岸。俗称“美人鱼”。——译者的生存和鸬鹚的繁殖地造成伤害。石油公司已经从教训中学会一开始就建设干净清洁的设施，预防环境问题发生，这么做会相对省钱。要是等到当地政府的环境标准提高，再来更新设施，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他们都知道，即使油田所在国的政府尚未意识到环境问题，只要还在当地经营油田，那么终有一天这个问题会被提出来。

　　雪佛龙推行环境清洁政策的另一大优势是这种声誉有时能提高他们争取合同的竞争力。以最近的挪威政府的合同为例，挪威人和挪威政府非常重视环境问题，挪威政府对北海油田/天然气开发进行招标，结果雪佛龙从参与竞标的各公司中脱颖而出，中标的部分原因也许是他们在环保方面的良好声誉。有些雪佛龙的朋友认为，如果事实真是如此的话，那么这是他们严格保护库图布油田环境所获得的最大收益。

　　一家公司所面对的观众不仅只是社会大众、政府和当地地主，还包括该公司的员工。油田开发项目涉及的技术、建设和管理问题非常复杂。石油公司的员工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拥有高学历的专业人员，环境保护意识较强。公司的员工薪水很高，培训费用也很大。虽然雪佛龙在库图布油田雇用的大都是当地人，但还是有一些员工来自美国或澳大利亚。这批人飞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连续工作五个星期，然后再飞回来与家人团聚五个星期。如此一来，花在机票上的钱也不是一笔小数字。雪佛龙所有员工都知道公司对环保的承诺，很多员工告诉我，公司的环境清洁政策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士气和环保观念，反过来这些也是公司推行环境政策的原始动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心环保已成为公司选任高级主管的参考条件之一。雪佛龙最近两任首席执行官肯?德尔和大卫?欧雷力都对环境问题相当关注。位于不同国家的雪佛龙员工都告诉我，任何地方的员工每个月都会收到首席执行官的电子邮件，报告公司的现阶段情况。邮件里经常提到环境和安全问题，指出公司总是把它们放在首位，而且维护环境和注重安全也会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因此，员工深知公司对待环保问题严肃认真，并非只是将其作为秀给社会大众看的摆设。在托马斯?彼得斯和罗伯特?沃特曼写的企管畅销书《追求卓越：美国杰出企业成功的秘诀》一书里的结论与上述例子一致。这两位作者发现如果管理层要求员工达到某种作为，那么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身作则。

　　最后，日新月异的高科技使得石油公司在维护环境清洁方面比过去要容易。比如现在可在一块地面钻几个互相平行或呈对角线的油井，而过去则只能垂直向下开凿一个油井，对环境破坏很大。开凿油井挖出来的岩屑现在可以抽到一处没有产油的、隔离出来的地层，而不是把这些岩层挖出来倾倒在坑洞或大海中。至于开采石油的副产品天然气，不必像过去那样就地燃烧，而是将其注入地下储气槽（如雪佛龙在库图布油田的做法），有的油田用管线输送出去或先液化储存再用船运输及出售。现在很多油田大都使用直升飞机做为运输工具，而不是开辟陆路。用直升飞机当然成本很高，但是开路的费用加上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其代价会比前者更大。

　　这就是雪佛龙等几家大型国际石油公司严肃对待环境问题的原因所在。维持清洁的环境能帮助石油公司赚更多的钱，也能够长期开采新的石油和天然气。不过必须强调的是，我并不是指当前的石油公司都注意环境清洁，有责任感，值得赞颂。媒体就经常曝光石油业长期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即单壳油轮老旧，维修不易。近年来几次严重的搁浅、漏油事件，肇事者均为单壳油轮。（如2002年在西班牙外海沉没的“威望号”单壳油轮已有26年历史。这些单壳油轮的船主大多是个人，而大型石油公司早已改用双壳油轮。）另外，设施老旧肮脏也是一大问题所在。那些设施在修建当时科技不及现在先进，因此污染环境，如今很难更新，费用也高，如尼日利亚和厄瓜多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地政府腐败，滥用职权，如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从雪佛龙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例子看来，石油公司的确能在经营的同时兼顾环境保护，让大众受益。相形之下，同一个地区，如果用于伐木，或是让人狩猎和耕种，都不会产生那么多好处。雪佛龙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库图布油田之所以会出现其他石油公司可望而不可及的好局面，是多种因素相加的结果。在这里，大众也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我在萨拉瓦提岛发现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对自己造成的环境问题完全无动于衷；而1998年以来我数次前往库图布油田参观，看到雪佛龙对当地的环境问题非常关注。两者间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别？这可能是因为1986年的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是一家国营企业，而1998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经营的雪佛龙是一家跨国企业。印度尼西亚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对石油公司的做法很少过问，也没什么期待；而雪佛龙的客户主要来自欧洲和美国，他们注重石油公司的做法。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的员工也很少接触环境问题。从政治层面而言，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一个民主政体，公民可以阻挠开发计划；1986年的印度尼西亚则由军事独裁者统治，人民没有这种自由。此外，掌控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大多为爪哇人，（爪哇是印度尼西亚人口最稠密的岛屿）他们只是把巴布亚省当成摇钱树，以及安置爪哇过剩人口的地方，根本无视当地居民的意见。而位于新几内亚岛东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则恰好相反。此外，不像跨国公司必须应对日益严苛的环境标准，印度尼西亚政府并没有对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经营活动范围大多在印度尼西亚境内，很少和国外大型跨国石油公司竞争，所以不必通过加强环境保护来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更不会在每月的公司快讯中强调环境优先的政策。当然，那次我去参观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是1986年，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这家公司的政策是否改变。

　　四、金属矿开采业的运作

　　接下来，让我们将话题由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转向金属矿开采问题。金属矿开采业目前为美国最大的污染源，几乎一半的工业污染都是金属矿开采业造成的。美国西部的河流，将近半数的源头均遭到污染。在美国绝大部分地区，金属矿开采业正在走向没落，其大多是自身行为造成的。许多环保团体没有尽心去深入探究金属矿开采这一产业。1998年，矿产业发起一个国际性行动，决定改变自身的行为，然而环保团体谢绝参加该行动。

　　金属矿开采业的现状让人费解。这个产业表面看起来和我们讨论过的石油及天然气产业很像，也与煤矿业类似。这三种产业不都是从地底采掘出来的不可再生资源？没错，但它们之间还是有所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经济和技术方面、产业本身的态度，以及大众与政府对这些产业的态度。

　　金属矿开采造成的环境问题可分为几种。一种是挖掘对地表带来的破坏，露天矿的问题尤其严重。因为矿藏接近地表，所以要挖去上面的土层。相形之下，开采石油就不必将油层上方的土壤全部挖尽，而是只要挖开一小块地，深凿进入地底的油层即可。同样地，有些金属矿不在地表附近，而是位于地底深处，这样的话，采掘方式便与石油开采类似，只需挖一条隧道通往地底下，采矿废弃物也不会很多。

　　金属矿开采造成的环境问题还包括金属自身引起的水污染、金属加工化学品、酸性废水和沉积物等。金属矿中的金属和类金属元素，特别是铜、镉、铅、汞、锌、砷、锑和硒都具有毒性，在开采过程中会污染附近的溪流和地表水。最惨痛的例子莫过于日本富山县神通川上游的公害事件。神通矿山的炼锌厂排放含镉污水，造成很多居民患上骨痛病。采矿所使用的化学物品，如氰化物、汞、硫酸和炸药产生的硝酸盐，也都含有毒性。近年来大家都知道，含有硫化物的原矿流出的酸性物质与水和空气接触后，会造成严重的水污染，而且会把金属溶析出来。此外，采矿的沉积物也会随着矿场溢流的水而流到其他地方，对水里的生物造成伤害，比如堆积在鱼类产卵的河床。除了提到的这几种污染外，很多矿场耗费大量水资源也值得引起世人的重视。

　　金属矿开采造成的环境问题还有从矿坑挖出来的泥土和废弃物，后者主要有以下四种：与矿物一起挖出来的非矿物，金属矿含量太少没有经济价值的废石，从原矿甄选出精矿后的剩余物——尾矿，以及在堆浸场过滤垫留下的有毒溶液。尾矿通常堆在尾矿库中，熔炼金属的有毒溶液则留在过滤垫上，挖出来的非矿物和废石则像垃圾一样堆在一起。至于矿渣泥浆的清理，按照矿场所在地的法律规定作不同处理，有些国家允许矿场把这些废物倾倒在河流和海洋里，有些国家则让矿场把泥浆堆积在地上，然而大部分国家都要矿场把这些泥浆堆积在尾矿坝后面。不幸的是，尾矿坝发生意外事故的概率高得惊人：尾矿坝设计简单（出于省钱的考虑），支撑力不足，建筑材料也大都使用矿场废弃物，而非混凝土，工期又一拖再拖，只好时时监测，等到验收完毕并宣告安全无虞。全球平均每年要发生一起尾矿坝重大事故，灾情最惨重的一次发生在1972年西弗吉尼亚州的布法罗克里克，当地尾矿坝崩塌，结果造成125人丧生。

　　上述种种金属矿开采造成的环境问题在下面四个矿场得到最好的诠释。这4个矿场是新几内亚与其邻近岛屿上最具价值的矿场，是我进行田野调查的地方。第一个矿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布根维尔岛，这个矿场曾是该国最大的企业，为国家创收外汇最多，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铜矿产地之一。该矿场把尾矿直接倾倒在加巴河支流，对环境造成巨大影响。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没有能力妥善解决这个环境难题，而政治和社会等一系列问题进一步激化矛盾，布根维尔的居民发动叛乱，引起内战，导致数千人死亡，国家几乎分崩离析。从内战爆发至今，15年过去了，布根维尔岛仍然不太平。潘古纳铜矿场自然遭到关闭的下场，再没有重新开工的可能。不仅矿场主的投资血本无归，债权人也是如此，其中有美国银行、美国进出口银行，以及澳大利亚与日本的债券认购人等。这一事件解释了雪佛龙公司为何与库图布油田的地主走得这么近，是为了得到他们的接纳，以免历史重演。

　　利希尔岛上的黄金公司用深管把尾矿倾倒在海中（环保人士认为这种方式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的伤害），该公司的所有人宣称此举对环境无害。不管利希尔岛的黄金公司是否破坏了该岛附近海洋的生态，如果全世界其他矿场也把尾矿都倒入海里，肯定会造成严重问题。新几内亚内陆的奥克泰迪铜矿场有一座尾矿坝，在此坝建造之前，评估设计图的专家警告这座坝不久就会崩塌。果然不出几个月，尾矿坝就爆裂了。现在每天有20万吨的尾矿和废物流入奥克泰迪河，损害了当地的渔业。遭到污染的奥克泰迪河直接汇入鱼类资源经济价值最高的新几内亚第一大河——飞河，造成悬浮物浓度增加5倍，引发洪水。堆积在洪泛区上的矿场废物造成方圆200多平方英里的植被全数死亡。除此以外，一艘载运多桶氰化物的矿场平底船在飞河上游沉没，致使氰化物流入河中。2001年，世界上第四大矿产公司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关闭了奥克泰迪矿场。对此，公司的解释是：“奥克泰迪矿场的经营与公司的环保价值观相冲突，经营这座矿场是一个错误。”然而，奥克泰迪出口的矿产占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口总值的20%，因此必和必拓公司退出后，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还是让这座矿场继续营运。最后一个例子是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的格拉斯堡?埃茨堡的金铜矿，这座巨大的露天矿场是印尼最具价值的矿场，然而，该矿场把尾矿直接倾倒在米米卡河，接着随河水流入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浅海阿拉弗拉海。奥克泰迪矿场和新几内亚的另一个金矿场，再加上格拉斯堡?埃茨堡矿场，全世界只有这三个跨国公司经营的矿场直接将废物倾倒在河中。

　　矿产公司面对环境破坏的局面，通常都是在矿场关闭后再来收拾，而不是像煤矿公司一边营运一边进行土地修复和生态重建。金属矿产公司认为“人走茶凉”后还来“善后”已经够意思，在矿场关闭后的二年到十二年间将矿场清理干净，重整坡地以避免土壤侵蚀，促进表土植物生长，用几年时间整治矿区流出的废水，这样做只需花费很少的土地清理和修复费用。然而事实上，任何一个现代大矿场都无法如此行事，遭到破坏的水质通常很难恢复洁净。酸性矿物污水可能泄流的区域都必须全面整治、绿化，所有遭到污染的地下水和从矿场流出的地表水也需要处理。只要水一天不够洁净，污染整治工作就不能停止，因此矿场水污染的整治永远也做不完。如果没有酸性污水泄流问题，光是矿场直接与间接环境整治的实际费用，就已经比矿产公司预计的善后费用多出一倍半至两倍；如果还要处理酸性污水，费用就会比矿产公司预计的高出10倍。因此，环境整治费用的最大变因在于酸性污水问题。铜矿场近年来才认识到这个问题，其他金属矿场虽然较早意识到，但无论如何，问题总是难以预测。

　　金属矿产公司惯用宣告破产的手段来逃避巨额清理费用，将资产转移到同一群人控制的另一家公司。第一章提到的蒙大拿佐特曼?兰达斯基矿场就是一个例子。这个矿场由加拿大佩加瑟斯金矿公司开发，1979年开始经营，是蒙大拿最大的金矿，也是美国第一个以氰化物堆浸炼金的大型露天矿坑。开发矿场造成氰化物长期外泄，同时伴有酸性污水流出，联邦政府和蒙大拿州政府却未要求这家公司做酸性污水检验，使得问题变本加厉。直到1992年，蒙大拿州的矿场视察员才确认该矿场的重金属和酸性污水污染当地河流。1995年，佩加瑟斯公司同意以3600万美元和联邦政府、蒙大拿州政府以及当地的印第安部落和解。1998年，矿场表土复原工作完成还不到15%，佩加瑟斯公司董事会就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发放500多万美元的红利，并把佩加瑟斯公司剩余的仍有盈利价值的资产转移到他们创建的新公司阿波罗金矿公司，然后宣告佩加瑟斯金矿公司破产。（佩加瑟斯金矿公司的董事与大多数矿产公司的董事一样，不住在佐特曼?兰达斯基矿场的水源下游，因此这部分人就像我们在十四章所讨论的少数权贵精英置身于事外，不会尝到自己种下的环境恶果。）为了清理和整治佐特曼?兰达斯基矿场的土地，联邦政府和蒙大拿州政府已经花了5200万美元，其中的3000万美元来自佩加瑟斯公司支付的3600万美元，另外的2200万美元则由美国纳税人买单。然而，这个表土复原计划还不包括永久性水处理的费用，这意味着纳税人还要掏出更多的钱。近年来，蒙大拿州13个大型金属矿场中的5个矿场都是由宣告破产的佩加瑟斯公司拥有，而这5个矿场中的4个是利用氰化物堆浸的露天矿坑（包括佐特曼?兰达斯基矿场）。蒙大拿的这些大型金属矿场有10个需要永久性水处理，因此关闭矿场和矿场表土复原所需要的费用，将是原先预计的100倍。

　　矿产公司宣布破产后，纳税人要承担的费用更高。美国科罗拉多州山区年降雪可达32英尺，加拿大银河资源矿产公司在那里的萨米特维尔矿场利用氰化物堆浸方式炼金。1992年，也就是银河资源矿产公司从科罗拉多州政府取得营业执照的8年后，该公司宣布破产，并在一星期内关闭矿场，造成员工失业，欠地方政府的大笔税款未缴，环境维护工作中断，矿场被废弃。几个月后，冬雪来临，矿场有毒废水泄流，阿拉莫萨河长达18英里的河段因此遭到氰化物污染。其后人们才发现，科罗拉多州政府当时在发放营业执照时，只要求银河资源矿产公司拿出450万美元的保证金，而矿场的整治费用将高达18亿美元。虽然该公司破产清算后，政府把拿到的2800万美元用于善后工作，美国环境保护署还是从税收中拿了1475亿美元用于环境整治。

　　从这些教训中，美国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终于开始要求金属矿产公司，在营运前先缴纳复垦保证金，以免将来矿产公司拒绝支付环境整治费用或无力负担这笔钱。然而遗憾的是，政府监管机构没有足够的时间，采矿专业知识也不足，而且不知道矿产公司详细的开发计划，因此无法预算复垦保证金的具体金额，所以复垦保证金的数目一般由矿产公司自行估算。最后的结果通常是矿产公司没有整治环境，政府只得动用他们当初缴纳的复垦保证金，但实际整治费用要比矿产公司以前估算的多100倍。这点不足为奇，因为政府让矿产公司自行估算，对矿产公司而言，既没有经济利益也没有政府法令迫使他们给出全额数目，所以他们尽量低估。复垦保证金通常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现金等价物或信用证，这是最保险的一种；第二种是保险，矿产公司每年向保险公司缴纳保险费，最后由保险公司支付环境清理费用；第三种是矿产公司进行自我担保，承诺公司会担负矿场环境清理的义务。然而，这种自我担保通常只是一句空话。现在，除了对矿产业特别友善的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以外，其他所有的联邦土地已不接受矿产公司的“自我担保”。

　　美国纳税人目前要支付120亿美元用来解决金属矿开采业留下的烂摊子，进行环境清理和复原工作。为何这笔天文数字的巨债要由我们来承担，而不是从矿产公司上缴给政府的复垦保证金中支出？部分原因在于矿产公司低估保证金金额。此外，有两个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仍接受矿产公司进行自我担保，无需保险债券，因此这两个州的纳税人要付的钱最多。即使矿产公司与保险公司签保，纳税人最终还是难逃付钱的命运。因为索赔势必困难重重，就像发生火灾后很难向保险公司要求大额赔偿。保险公司常常通过所谓的“协议”来压低赔偿金额：“如果你不接受压价，那么就要花大价钱请律师，然后再等上5年才等来法院的判决结果。”（我有一个朋友家里失火，索赔时跟保险公司纠缠了一年，犹如噩梦。）此外，保险公司只在环境整治进行的那几年进行理赔或支付协议后的赔付金额，保险合同上也没有规定时间。然而，矿场环境整治费用之高，除矿产公司外，保险公司也可能因此而破产。美国矿产业留给纳税人的十大烂摊子（总计约有60亿美元）中，两个矿场隶属于濒临破产的美国熔炼与精炼公司（环境整治费用约10亿美元），其他6个矿场的经营者态度刁钻，不肯承担整治责任，其中两家公司稍微好些。这10个矿场可能都有酸性污水泄流问题，需要进行长期或是永远的污水处理工作。

　　毫无疑问，纳税人被迫买单的结果就是掀起蒙大拿等地居民反对金属矿开采业的不满情绪。美国的金属矿开采业日薄西山，只有管制宽松的内华达金矿区和蒙大拿的铂／钯矿区（下文会详述个别的例子）还在运营之中。现在全美国只有578名大学生愿意投入矿产业，是1938年的四分之一，而且这些年来美国大学生的总数呈爆炸性增长。自1995年以来，越来越多的采矿计划由于遭到美国大众的阻挠而无法进行下去，矿产公司再也无法依靠游说或拉拢议员来推动自己的开发计划。如果一个企业将自己的短期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长此以往，必将自取灭亡。金属矿开采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金属矿开采业这种糟糕的结局让人深感意外。照理来说，它应该也像石油业那样可以从环境清洁政策中受益：人工成本降低、员工工作满意度提高、医疗成本降低、银行贷款和保险条件优惠、社区接受度提高、发生公众抗议事件的概率降低。此外，如果一开始就采用先进的环保技术，要比坐等政府的环境标准变得严格后再更新设备来得省钱。为何金属矿开采业会采取这种自取灭亡的做法，而面临同类问题的石油业和煤矿业却能力挽狂澜？答案和先前提到的三点因素有关：经济、金属矿开采公司的心态以及社会大众的态度。

　　五、矿产公司的动机

　　就经济因素而言，金属矿开采业对环境清理的费用的承受能力比石油业（甚至是煤矿开采业）来得低，原因在于前者的边际效益较低，利润较难预计，环境清理费用高，污染问题棘手且持久，而且费用很难转嫁给消费者，公司本身也鲜有能力承担这笔费用。此外，这些产业间的劳动力也大不相同。虽然有些矿产公司在起步阶段获得的利润比其他矿产公司高，然而在过去的25年里，整个行业的边际效益很低，平均回报不抵成本。也就是说，如果某矿产公司的总裁在1979年打算拿出1000美元用于投资，若投资在钢铁股，那么到2000年就有2200美元；若投资在钢铁以外的金属股，只有1530美元；若投资在金矿股，那么只剩下590美元，即使不考虑通货膨胀，也已经损失惨重；若是投资在共同基金，就有9320美元。如果你是矿产公司的老板，那么这笔投资就打水漂了。

　　哪怕是蝇头小利，也很难预计，这不仅发生在个别矿场，整个产业都是如此。藏量丰富的油田，并非每口油井都有收获，但油田整体的储量和石油等级还是可以事先预测的。相形之下，金属矿的等级（即金属含量及其代表的收益）常常难以预计，只有挖出来才能判断，而一半的金属矿挖掘后会发现收益不高。此外，整个矿产业的平均收益也很难预计，因为金属价格容易受到国际物价的影响，波动幅度比石油和煤矿都要大。造成金属价格容易波动的原因很复杂，原因之一是金属体积小，消费量也比石油和煤矿少（金属较容易囤积）。其次，我们认为石油和煤是必需品，而金银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属于不必要的奢侈品。再者，黄金价格并不受供需的影响。当投机者或投资商对股市没有信心或政府出售黄金储备时，就会购买黄金。

　　开采金属矿产生的废弃物也较多，因此清理费用更为庞大。从油井抽上来的废弃物大都只是水，水与原油的比例为一比一左右，不会更高。除了修建道路和偶尔出现的漏油事件，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很小。而开采金属矿，同时挖出来的废石废土却堆积如山。因此，就开采铜矿而言，废弃物是铜的400倍；而金矿的废弃物更是金的500万倍。由此可见，金属矿产公司要清理的废弃物的数量非常庞大。

　　矿产业的污染问题比石油业隐蔽，持续时间也长。石油业的污染问题主要表现在原油泄漏，避免这类事故只要仔细维护、检查和改良机械设计即可（如使用双壳油轮，而非单壳油轮）。目前重大的漏油事件主要是人为过失造成的（如埃克森的瓦尔迪兹号事件），通过人员训练就能把这类事件的发生概率降至最低。漏油造成的污染只需几年就可清除干净，原油也会自然降解。金属矿开采造成的污染偶尔也像漏油事件那般表现得迅速明显，很多鱼类和鸟类立即死亡（如萨米特维尔矿场流出的氰化物，造成河里的鱼全部死光），然而大多数情况是矿场内有毒金属和酸性污水长期渗流，而且无法自然分解，可能持续好几百年。矿场周边地区虽不会在短期内出现死尸遍野的景象，但居民的身体日渐孱弱。与此同时，尾矿坝等防止矿场废弃物外漏的工程出事概率又很高。

　　石油和煤一样，是看得到的大型物质。加油站的油表会告诉我们加了多少汽油。我们知道石油的用途，认同其重要性。我们都经历过缺油造成的不便，也害怕这类事件再次发生，因此只要车子能加到油就感激不尽，即使油价上涨，也不会抗争。所以，石油业和煤业得以把环境清理的费用转嫁给消费者。相形之下，钢铁以外的金属大部分做成不起眼的小零件，用于汽车、电话等设备。（请不要查百科全书，马上告诉我：你身边有哪些东西是用铜和钯做的？你去年购买的物品里含有多少盎司的铜和钯？）如果矿产公司开采铜和钯的环保费用增加，致使你打算购买的汽车涨价，你不会对自己说：“我愿意多付一美元给每盎司的铜和钯，不管怎样，今年还是要买那辆车。”事实上，你会去各家汽车经销商那里看一看，然后选一辆性价比高的。铜和钯的中间商和汽车制造商都清楚你的想法，他们会向矿产公司施压，从而把价格降下来。所以，金属矿产公司很难把清理环境的费用转嫁给消费者。

　　矿产公司不比石油公司，前者没有充足的资金用来清理环境。然而，石油公司和金属矿产公司都面临所谓的遗留物问题，即近年来大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增强，使得这些公司必须承担百年来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这笔费用极其庞大，而2001年整个矿产业总资本只有2500亿美元，前三大公司（美铝公司、BHP和力拓矿业公司）每家仅有250亿美元。而其他产业的巨头，如沃尔玛、微软、思科、辉瑞制药、花旗集团和埃克森美孚石油等，仅一家企业的资本额就有2500亿美元，通用电气更是高达4700亿美元（几乎是所有矿产公司资本总和的两倍）。因此，对金属矿开采公司而言，高额环境清理费的负担要比石油公司来得重。例如当前美国最大的铜生产商菲尔普斯?道奇公司要承担的矿场关闭和环境修复费用高达22亿美元，相当于该公司的市值总额。而公司的资产总值仅有80亿美元，且大部分在智利，无法用来支付北美方面的清理费用。相形之下，买下埃纳康达铜业公司的美国大西洋富田石油公司，虽然必须承担比尤特矿场10多亿美元的清理费用，但这家公司在北美的资产就超过200亿美元。从这个残酷的经济因素来看，我们就能明白为何菲尔普斯?道奇公司不像美国大西洋富田石油公司那样勇于承担责任，而是一拖再拖。

　　当然，矿产公司要比石油公司更难承担环境清理费用，这中间还有其他经济因素。短期来看，矿产公司若雇人游说，用以放松对矿产公司的法规管制，这个方法相对省钱。现在，随着社会大众环保意识的提高，相关法规越发严格，矿产公司已不能再用这个方法了。

　　上述种种经济因素再加上传统的态度和企业文化，导致金属矿产公司更不愿意承担环境清理责任。以前，美国、南非和澳大利亚的政府以推行矿产开采为手段，激励人们前往西部开发。美国的矿产公司因此自我膨胀，以为可以不受法规的约束，并以西部拓荒英雄自居。这一点正阐释了本书前文讨论过的价值观不合时宜的问题。如果有人提出批评，矿产公司的主管就会对采矿破坏环境这个论调进行反驳：没有矿产开采，就没有文明；对矿产业管制越多，矿产开采就会越少，这样人类文明也会因此受到损失。事实上，我们知道人类文明不但少不了金属矿，也不能缺石油、粮食、木材和书籍。然而，石油公司、农民、伐木公司或是出版商从不像矿产公司那样，以原教旨主义者的口吻辩解道：“上帝把金属放在那儿，让我们受益，叫我们去开采。”美国某家开采金属矿的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大多数主管都是同一所教会的信徒，教会告诉他们，上帝很快就会降临地球。于是他们认为，既然如此，那么就把清理土地和修复环境拖个5年或10年，问题就会解决。我那些矿产公司的朋友会用各种生动的短语来形容矿产公司的态度：“捞一把就溜”、“野蛮资本家的心态”、“与自然做斗争的孤独英雄”、“最保守的生意人”、“采矿就像赌博，手气好挖到矿脉，那么矿场主就发财了。不像石油公司，以增加股东资产为准则”。对于矿场遭到有毒废物污染的问题，矿产公司向来都不认账。当今的石油公司面对漏油事件，不会矢口否认漏油有害的问题，而矿产业却总是不肯承认矿场溢流的金属和酸性污水的危害性。

　　金属矿产公司在环境方面的做法，除了经济因素和公司态度这两方面外，还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影响，允许和纵容矿产公司当前的态度。现在涉及矿采开发的联邦法令仍是1872年通过的采矿法。根据这项法令，矿产公司可从政府处获得相当多的补助。例如在公用土地上采矿，一年就能免去10亿美元的开采权费用；在公用土地无限制倾倒采矿废物，还有其他等补助。这些补助每年要花去纳税人25亿美元。联邦政府自1980年开始实行《3809条例》，该条例没有要求矿产公司提交复垦保证金，对矿场关闭和环境修复也没有明确的定义。2000年，克林顿政府提议新矿产业管制条例，对矿场关闭和环境修复作了要求，同时矿产公司必须提交保证金。然而，2001年10月，继任的布什政府提出新的矿产业管制条例，只要求矿产公司提交保证金。如果布什政府没有对环境修复进行清楚的定义，估算具体的清理费用，那么提交保证金的条例将形同虚设。

　　我们的社会很少能有效地促使矿产公司对其破坏环境的行为负责，也缺少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而且没有政客愿意涉足这类事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蒙大拿州政府都被矿产业的游说客牵着鼻子走，目前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政府还是跟矿产公司纠缠不清。以新墨西哥州为例，州政府本来估计菲尔普斯?道奇公司要为奇诺铜矿场的环境清理项目承担78亿美元，菲尔普斯?道奇公司却通过政治手段对新墨西哥州政府施加压力，硬是把这笔费用降到391亿美元。如果美国大众和政府对矿产公司不提出要求，矿产公司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承担环境清理费用。